和大提琴家王健漫游音乐街区，听他讲过去的故事（王健 大提琴 演出2020）

内容详情

王健回家了在国际舞台驰骋多年后，大提琴家王健多了一重全新身份——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阳春三月，55岁的王健回到母校上海音乐学院执教，这里也是他的梦开始的地方天清气朗的一天，我们一路跟随王健，从他位于襄阳南路的家，走到位于汾阳路的上海音乐学院，途经王健幼年时住过的两个家，还走进了他曾经求学的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听他讲了很多过去的故事。

天步行上课，不到20分钟的路上，遍布让他慨叹的美丽风景“这几条路真是好看那天晚上上完课，我一个人走回来，挺幸福的”王健住过五六个城市，纽约、伦敦、巴黎、里斯本，而在上海从小就住的梧桐树下的音乐街区，最让他情有独钟，“这一片是最棒的，特别是晚上，雾蒙蒙的，很有意境。

”走路上课时，王健喜欢戴着耳机听音乐，仿佛置身一部流动的电影里这是他在纽约就有的习惯在纽约生活10年，他闲了就去中央公园，边散步边听音乐边观察人，想象他们的色彩生活、他们的丰沛心事王健为“梧桐区”浓厚的生活气息着迷。

在黑石公寓，坐在户外喝咖啡的王健，被乐迷一眼认了出来乐迷热情地打招呼，还把一处被阳光笼罩的好位子，主动让给了偶像不只是耕耘讲台，阔别三年，王健也将重新回到舞台，重归乐迷的视线4月28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王健将举办归国后的首场独奏音乐会，带来他潜心研究的贝多芬、德彪西、肖邦的大提琴奏鸣曲。

开票两小时，门票火速告罄4月17日，王健还将和老友余隆、上海交响乐团，与乐迷一起“健”面，一连两首协奏曲是他最真诚的见面礼。上海交响乐团的大提琴声部也将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王健回家。

出生于贫穷家庭，常常在凌晨四点就被抓起来，在冰天雪地里干活。

有一天，喇叭里在放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他好像听到另一个世界，从此迷上了音乐以白丁身份考上西安音乐学院后，他开始学大提琴毕业后，因为学业优秀，他被安排进了上海京剧院的样板团工作样板团当时是全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最优秀的演奏家、歌唱家、作曲家都集中在这里。

幼年王健4岁那年，幼年王健被父亲带来了上海，“因为上海的生活比西安好很多”王健在永嘉路上幼儿园，父亲时常要去外地演出，有一次被调到北京拍样板戏电影《龙江颂》，一去大半年，王健寄宿在幼儿园，周末就被老师们轮流带回家里去。

“带小孩不容易，得想办法让他玩，父亲就借了一个同事的中提琴，我模仿他拉琴，稀里糊涂开始学大提琴了”团里给父亲分了一间宿舍，7平米，只能放一张床、一个桌子，因为太小，王健每天只能站在宿舍外面的院子里练琴9岁，王健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上音附小，从此每天背着琴，从东平路上的家走去学校，这条上学路也成了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

“那时候条件很差，连琴盒都没有我发现琴设计得很有意思，它的腰和你的腰卡在一起，走起来很舒服当然，下雨就麻烦了，小孩不懂，也不是名琴，赤裸裸地把琴扛到学校去”等了9年，母亲才来上海，和王健父子团聚王健一直以为，和母亲分离不会有什么影响，后来才发现是自己低估了。

去美国留学后，因为机票太贵，王健有8年不曾回国24岁那年，王健去香港演出，主办方很贴心，花了大力气把他的父母请来香港，“刚见到他们，我很平静，我觉得自己很冷酷，挺失望的第六天，躺在床上，突然想到妈妈要走了，我哭了一晚上，崩溃了。

”直到现在，王健也不太能听“妈妈要走了”几个字，因为小时候听多了，“那时候没反应，压抑下去了，其实在心里割了一刀，只不过愈合了，埋在里面，碰一下还是很疼。”

王健和女儿这段经历有没有影响自己和女儿的关系？王健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关系还是挺平静的，孩子都是往前看的，不太会注意父母在关注他你欠父母的债，是要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还的”王健不希望，女儿心上也被割一刀，“但话说回来，割一刀又怎么样？人人身上都被割过，没有人可以幸免，每个人心里都有伤痕，这就是人生。

”王健的母亲也是西安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学长笛，“我身上有父亲的理解能力、逻辑能力、宏观能力，这是他教给我的，但是对情感的直觉是母亲给我的”“他一直在喊Bravo，一直在鼓掌”王健在拉琴上开窍很早7岁那年，父亲带他去上海音乐学院听了一场毕业音乐会，回来后，他在本子上列出了一堆需要改进的地方，“其实我那时候懂什么呢？但我会挑毛病，说明我是有主见的人，会想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

”王健喜欢绿茵场，从附小到附中，每天踢足球，满头大汗“平常不大能见到他，但是打乒乓球他一定在，我们笑他是‘铁公鸡’，因为他老把别人打成6:0”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长丁缨是王健的学妹，至今还记得他在乒乓球台上挥洒的情景。

1979年，指挥家

1979年，澳大利亚悉尼音乐学院副院长、指挥家佩因特来访上音，演出结束后，他激动地一把抱起王健，想把他放进箱子里带回去。

，美国小提琴家斯特恩来华，行经上海时，点名要听王健的演奏“我对他完全没概念，因为从小听的音乐文献都是俄罗斯过来的。

”王健还记得，他穿了一件橘红色衣服，脸色晒得通红，眼镜架在头顶，国内当时没人这样打扮王健独奏起了埃格尔斯《奏鸣曲》，拉了几个音，斯特恩便叫摄制组赶快拍，“他们冲上来，打开了闪光灯他一直在喊Bravo，一直在鼓掌。

片奖，也让全世界认识了这位戴着红领巾、紧蹙着眉头、偶尔也喜欢闭着眼睛拉大提琴的“音乐神童”“确实从小就‘苦大仇深’，这样的表情，我也不喜欢。

后来我想，这是一种努力，演奏时一定要把心打开，把平时的面具全部扔掉，体会心里最让你刻骨铭心的情感这时候，你不可能面带微笑”王健感慨，时代变了，以前是用耳朵听音乐，现在是用眼睛听音乐，这也给了当下的年轻演奏家压力，必须面带笑容演奏，去迎合一些不太懂音乐的人的品位，“如果你面带微笑，很帅气，很漂亮，又能进入精神世界，我双手赞成。

如果无法进入，那是失败的，我不认可音乐是情感为主的，别的都是假的”

“乐团里的老爷爷问我几岁了，我说12岁他们说，不对吧，你肯定有女朋友了，怎么拉出来这种味道？不像小孩，情感上完全是大人，而且是受过苦难的大人”少年王健认为，那样拉才有味道，父亲从小也和他强调，不管拉什么都要好听，都要有意思。

什么时候意识到，就吃音乐这碗饭了？ “13岁”那一年，父亲和王健谈了一次心，问他是否要将音乐当成专业，如果没打算，要赶快学文化课了，“我心想已经来不及了，只会拉琴，骑虎难下，只能往前走他还是想给我选择的机会，担心没有真正尊重我的意见。

”

区”2005年给父母买房，父亲也坚持住在这一片“他说，说不定哪天你会去上音做老师呢？那时候，我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一天。

”母亲也嫌王健每天飞来飞去不靠谱，直到做了老师，才觉得儿子有出息了，真正放心了2023年3月23日，王健开始了他在上海音乐学院的第一节线下专业课，一对一教进行的课程持续了近5小时“胳膊应该是液体的”“焦距对准”“像滑冰一样”“大象”“小鹿”“拖把”“毛笔”“切西瓜”……上课期间，王健用各种天马行空的比喻进行教学点评，当获得积极反馈时，他便说，“看来你对这个比喻有反应。

记住它，就是这种感觉”

的仅14岁每周，他都要和8个学生见面，因材施教“他们很尊重老师，小心翼翼的，我希望他们和我像朋友一样说话”王健拒绝家长制教育，鼓励学生没大没小，“家长制教育出来的孩子，不可能成为艺术家。

艺术家是什么？艺术家就是要抒发自己的情感，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任何事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不敢表达意见，怎么在音乐中有独立的思想？” 学生如果做得不好，“我肯定会骂，但是平级的态度，而不是从上往下去骂。

”刚上课，王健就给学生指明了方向：先捋清楚想去哪，再去修这条路，“很多同学忙着练习，根本不知道想去哪一定要脑子很清楚，再去努力，不能蒙着眼睛往前走”“孩子们整体的演奏水平确实更高了，但以前的演奏风格更有个性。

”王健坦言，唱片时代，不同地方的演奏家更容易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而在互联网时代，优秀的榜样唾手可得，“大家互相都在学，风格越来越接近，个性越来越少就像衣服，以前必须自己设计、自己裁剪，现在的孩子外面买一件就可以了。

”王健还注意到，习惯了活在虚拟世界的年轻一代，对人性的复杂并没有足够深刻的了解有一次和学生聊天，说起一个感人的故事，他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学生却没什么反应，“他觉得，善良多普通啊，应该的那是他不了解人性多复杂，故事里的人压抑了不善良，选择表达善良，千金难买，非常珍贵。

”

可能的”他笑说，要卷就和自己卷，因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恒定的标准，“一辈子都跟自己比，你才能有目标去踏踏实实提高自己，一步步往前走。

”“我确实非常幸运，一路走来没受到过太大打击，但我能体会被打击的感觉如果要问我凭什么可以作为演奏家生存在这个世界，我唯一能说的是我超级敏感，只要愿意，我可以随时把自己放到别人的心里去”王健和学生强调，不要老看英雄人物的事迹，再普通的人，只要愿意进入他的内心，感受他的人生，每一个生命都可歌可泣，哪怕是蚂蚁，“你要能理解到这一点，你的艺术前程是无穷无尽的。

”“如果没当演奏家，我一定会做电影导演”也是在这片音乐的乐土，王健结下了未来持续一生的友谊在王健和圈内朋友常聚的餐厅Casa Mia ，至今挂着一幅照片：王健抱着大提琴，和指挥家余隆、小提琴家李伟纲肩并肩，笑嘻嘻地望着前方。

照片摄于2018年12月26日。那一天是王健50岁生日，余隆带领上海交响乐团，专门为老友办了一场庆生音乐会。排练间隙，三位发小留下了这张合影。

余隆喜欢跟人在一起，而且喜欢跟有本事的人在一起，“这是很少见的，人都是有嫉妒心的嘛。

身边有本事的人越多，他越开心，绝不怕被别人的光芒掩盖”“他的组织能力很强，很早就在国内打造出音乐平台，给观众带来听音乐会的机会，也给音乐家创造了生存的空间”少年时代，王健就和李伟纲是乒乓球友了，在美国茱莉亚学院求学时，更是患难之交。

“曼哈顿住不起，我们就在皇后区合租了一套房兔子（李伟纲）喜欢做菜，我洗碗，老虎（李宏刚）时不时大扫除”房东是意大利人，收房租坚持要现款，有一次，李伟纲就被人盯上，被抢了学校很远，上课要提前两小时起床，有一天洗完澡去坐地铁上课，王健发现，水结冰，头发被冻住了，“确实挺苦的，但是很欢乐，因为正青春，什么都充满了希望。

”

琴音，“人不在了，琴还在音乐也一样，人类的思想、灵魂、渴望，会在音乐当中永存，永远传播下去。

”即便已名扬国际，如今上台，王健还是会紧张，“只要对自己有要求、有期待，就会紧张”有一次，一位小有建树的演奏家和他谈起了紧张问题，他建议，每次上台，都要甩掉包袱，从零开始，不去想过往的成就和赞美而一场音乐会是否成功，他最在乎自己有没有被音乐触动，“有触动就是成功的。

”都说演奏家是作曲家的忠实仆人，如今，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王健也有了更多思考“演奏家很像电影导演，看乐谱就像看剧本，演绎音乐的过程就像拍电影，要研究镜头位置、光线布置、故事的进展速度……同一个故事，没有两个导演会拍出一样的电影，同理，同一部作品，不同的演奏家也会有不同的演绎，这取决于演奏家的审美观。

”从演奏技术、身体机能到艺术理解，王健自觉，现在的自己正在最好的时候“从技术上来说，弦乐演奏家从三十岁开始进入黄金阶段，但是对音乐的认识、对人生的观察，四五十岁以后才能达到比较好的境界对人生越有感触，音乐才会越好，这是无止境的。

但什么都有期限，我们必须接受未来不能上台的那一天，勇敢去面对”如果没有走音乐这条路，你会做什么？“要看我有没有钱，如果我生在亿万富翁的家，我一定会做电影导演电影很烧钱，没钱别想了”王健笑说，拍电影比拉琴有意思多了，“如果要追求人类最纯最高的艺术，那就是电影了。

”彩蛋：王健和阿格里奇的故事我见过很多非常优秀的演奏家，因为扛不住压力，最后没成为演奏家阿格里奇绝对是天才，一上来就触电的那种，但这样的天才，有时也会因为扛不住压力，临时取消音乐会有一年在日本的阿格里奇音乐节，我和她、一位日本小提琴家拉三重奏，排练已经出问

我也紧张，我才20岁第二天晚上要演出了，日本经理都疯了，说你快跟大师沟通一下，她不肯上台没有任何人敢跟她说话，所以求我去说她说，我状态太差了，没准备好我说，您这两天排练简直是上帝现身啊，太棒了！她说，我不是要你来恭维我的。

搞得我尴尬得要命我说，我先带他们演五重奏，有一个小时，您先练会儿，下半场咱们再拉三重奏？她眼睛一亮，可以这样吗？我说，大师，这是您的音乐节，您爱干嘛干嘛，我们都会服从你的命令一小时后下来发现，她在开开心心跟女儿聊天，一个音都没练，最后欢天喜地上台了。

她那股紧张劲过去就行了，一紧张起来，她打死也不上台谁都搞不定阿格里奇，只有麦斯基（大提琴家）能，他会不停地跟人唠叨笑话你知道他们怎么一起录音吗？阿格里奇是夜猫子，都是晚上八点开始录，录到早上两点等阿格里奇下午两点醒了，麦斯基就跑到她家里开始唠叨，噼里啪啦说一大通，最后说咱们去玩点音乐吧？阿格里奇说，好呀好呀，就这么骗进去了！。

相反，阿格里奇和克莱默（小提琴家）录音，就没这么顺利了克莱默也是大腕，早上八点就去练琴，一直练到下午三点也没见到阿格里奇，生气回家了阿格里奇晚上八点跑到录音室，克莱默已经睡了第二天又是同样的故事所以录音五天，他们没有一次碰到面，后来就没搞成。

亦有贡献）